——对党外朋友政治上不能要求过高

    毛泽东一生中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交往最深最多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从黄炎培与毛泽东“杖策延安”成为诤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交往。新中国建立后的十几年里，黄炎培除了随时向毛泽东汇报和交谈外，与毛泽东书信往来达60多件。这种交往使黄炎培政治上不断前进，而他又以自身的进步去推动所代表的一个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与前进。1952年，针对一些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经济活动中的不法行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五反”斗争，黄炎培和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认真组织学习有关文件，动员工商界中的民建会员带头参加运动，清除自己身上的“五毒”行为。但是，许多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担心产业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的消极态度。黄炎培及时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并建议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毛泽东阅信后，特邀黄炎培晤谈。3月15日，毛泽东与黄炎培会晤。毛泽东肯定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中是有贡献的。讲国家对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只是不要让它向坏的方向发展。不能让资本家光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毛泽东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作了明确的指示，认为：民建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作为民建会的会员，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对于毛主席的谈话，黄炎培很信服地接受，并不折不扣地在民建会内部层层作了传达。还于当年7月召开了民建会总会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加以贯彻执行。这是民建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会议明确了民建会的性质、方针和今后任务，制定了民主建国会的新章程。
    9月初，黄炎培准备了一篇在即将召开的民建会北京市会员大会上的讲稿，并特地将讲稿先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立即帮他仔细修改了讲稿，并热情洋溢地、坦诚地回信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毛泽东对讲稿的修改主要是：①将“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家经济的领导”。②将“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将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③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挥好的方面”。④在讲稿的最后，毛泽东加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变更自己的成分与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泽东在信中诚恳地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的‘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要求。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那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思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帮助是赤诚的，同志式的。黄炎培反复阅读了毛泽东的信和修改稿后，思想豁然开朗，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人们的切合实际的政治要求，进一步坚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念。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指示得到了黄炎培等资产价级进步分子的接受与理解，也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普遍的良好反应，给“五反”后的工商界带来了信心和新的生机，为后来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